来源：雪球App，作者： 雪云飞，（https://xueqiu.com/6509399045/334839965）
一、清朝（1644-1912年）：从1亿到4.3亿的“爆炸式增长”人口曲线：- 清初（1644年）：约1亿（因明末战乱和隐匿人口，实际高于官方统计的7000万）。- 康雍时期（1662-1735年）：缓慢增长至1.43亿（乾隆六年，1741年）。- 乾隆至道光（1736-1850年）：爆发式增长，1795年达2.97亿，1850年峰值4.3亿。- 晚清（1851-1912年）：太平天国运动（1851-1864）导致人口锐减至2.56亿（1866年），后缓慢恢复至3.68亿（1911年）。增长原因：税制改革：雍正“摊丁入亩”取消人头税，人口隐匿减少，生育意愿提升（“多子多福”观念）。高产作物推广：美洲玉米、红薯、马铃薯广泛种植，贫瘠土地利用率提高，粮食产量增加（占口粮1/3以上）。社会稳定：康乾盛世百余年无大规模战乱，土地开垦扩大（耕地增加50%），游牧民族威胁基本消除。统计修正：清初人头税导致隐匿人口，乾隆后户籍制度完善，数据更真实。锐减原因（太平天国时期）：战乱、灾荒、疾病叠加户籍记录残缺，江浙等地人口减半，全国损失约1.7亿（1851-1866年）。二、民国（1912-1949年）：从3.68亿到5.41亿的波动中增长人口曲线：- 1911年：3.68亿（清末残局）。- 1921年：4.43亿，1933年4.63亿（军阀混战前期相对稳定）。- 1949年：5.41亿（抗日战争及内战影响下仍增长31%）。增长原因：清朝人口基数：晚清已恢复至3.68亿，民国初期无全国性屠杀，人口自然增长。局部稳定与政策：军阀割据时注重税源，推行“养民政策”，避免大规模屠城（对比古代战乱）。医疗进步：西医引入降低战场死亡率和瘟疫风险（如尸体掩埋、抗菌技术）。东北移民：清末至民国，3000万关内灾民“闯关东”，东北人口从290万增至2900万（1851-1933年）。波动原因（战争影响）：- 军阀混战（1916-1928年）：规模较小（单次战役兵力多为10万级），未伤全国根基。- 抗日战争（1931-1945年）：直接死亡约900万，间接死于饥荒、疾病超千万，但沦陷区以外仍有生育基础。三、共和国（1949年至今）：从5.41亿到14亿的“增长-控制-转型”人口曲线：- 1949-1960年：快速增长至6.6亿（年均增长2.2%），1963年出生率达43.6‰（三年困难后补偿性生育）。- 1970-1980年：计划生育推行，增长率降至1.2%，1982年达10.1亿。- 2000-2020年：稳定在13-14亿，2022年出现近61年来首次负增长（14.1175亿→14.1171亿）。增长原因（1949-1970）：和平与经济恢复：结束百年战乱，土地改革提高农民积极性，粮食产量从1.1亿吨增至1.95亿吨（1949-1957）。医疗普及：天花、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消灭，婴儿死亡率从200‰降至50‰（1949-1965）。政策鼓励：“人多力量大”观念主导，限制节育，1950年代家庭平均子女数5.8个。控制与转型（1970年后）：- 计划生育：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，总和生育率从5.8降至1.05（2020年）。- 社会转型：工业化、城市化推高育儿成本，婚育年龄推迟，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（1987年峰值2508万）。总结：人口变迁的核心逻辑表格时期 关键驱动因素 转折点事件 历史规律清朝 税制改革、高产作物、稳定环境 太平天国运动（人口腰斩） 封建王朝“盛世-崩溃”周期律民国 基数效应、局部治理、医疗进步 抗日战争（局部重创） 乱世中“低损耗+移民”维持增长共和国 和平红利、医疗普惠、政策调控 计划生育（主动降速） 从“生存型增长”到“发展型转型”启示：人口增减本质是“粮食-政策-技术”的动态平衡。清朝突破1亿天花板靠美洲作物，民国在战乱中维持增长靠治理优化，共和国则通过政策主动调控适应现代化需求。当前人口负增长，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与生育意愿的深层博弈，而非简单的“兴衰”定论。